昨天刚更新了一篇博客，今天本不想更新，不过在下午时候听到四川省汶川县的震灾，感觉十分的震惊。尽管人类已经按照自己的思路对大自然做出了沧海桑田般的改造，但是在变幻无常的自然面前，人类尚显得十分的渺小，生命却又是那么的脆弱。一部人类的历史，可以看作是一部人类的政治斗争史，又可以看作是一部与自然的抗争史。裁缝在《历史密码2：解读十大历史面孔》中专门对灾难史做了一点学习，恰巧有一篇关于地震的文章，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PS.记载灾难并不是为了扬恶，而是希望人们警钟长鸣，时刻准备着与大自然斗争！

地震的历史三部曲：

两汉的震灾——天灾与人祸交织的腰斩王朝

康熙罪己诏——英明皇帝震灾后的补救措施

早期的探索——天文学家张衡与他的地动仪

 2008.5.12四川汶县地震

　　我国是一个地震比较多的国家。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顽强地和地震灾害进行斗争，留下了历史悠久的地震记录。早在公元前19世纪，中国古人的开始了对地震的记载。《竹书纪年》写道：“夏帝发七年（公元前1831年）泰山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震记载，距今已有3800多年了。在公元前780年（周幽王二年），我国已开始详细描述地震。当年陕西发生一次大地震，《诗经》上作了详尽的描述，其大意是：闪闪的电光，轰轰的雷鸣，这种不祥的描象，多么叫人不能安宁。千百条河流在沸腾，巍峨的山顶在塌崩，高岸变成了低谷，深谷变成了丘陵。《春秋》、《国语》和《左传》等先秦古籍中都有关于地震的记述，保存了不少古老地震记录。从汉代开始，地震就作为灾异记入各断代史的“五行志”中了。宋元以后地方志发达起来，地震也被作为灾异记入志中，地震史料大大增加。除了这些官修的正史，方志外，许多私人写的笔记、杂录、小说和诗文集中也有地震的记载，而且往往附有生动的描述。历代的一些“类书”，如宋代编的《太平御览》、清代编的《古今图书集成》等，还按分类收集了不少地震资料。此外，碑文中也有历史地震的记载。

　　在我国3000多年的历史资料中，记载的地震至少有近万次，其中破坏性地震近3000次，8级以上特大地震约18次。这些记载的时间之久远，内容之详尽，都是举世无双的，是世界上最悠久、最完整的地震历史资料。但是就是这么多的震灾也给古代人们带了巨大的损失。在这里选取具有典型性的地震进行分析，以明我国古代的地震对人们生命财产的破坏和人们在抗震过程中取得的重大进步。

两汉的震灾——天灾与人祸交织的腰斩王朝

　　两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自然灾害的群发期，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两汉宇宙期”。其重要表征就是地震频率明显增多。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中说:“秦汉四百四十年中，灾害发生了三百七十五次之多。计旱灾八十一次，水灾七十六次，地震六十八次。”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时期共发生两次地震,分别在秦王嬴政十五年(公元前232年)和十七年(公元前230年),都在秦统一中国之前。因此,邓云特所统计的68次地震皆在两汉时期。另据王会安、闻黎明主编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第一卷中的统计数字，两汉时期共发生地震118次,平均不到四年就发生一次,足见两汉时期地震之频繁。

　　在这些众多的地震中，较为严重的是以下几次。公元前70年6月1日，在山东的诸城昌乐一带发生了7级的大地震，当时的《汉书·五行志》中记载“宣帝本始四年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北海邪坏祖宗庙城廓，杀六千余人”。143年10月后，在甘肃甘谷西发生了7级的地震，伤亡惨重，在《后汉书·五行志》中记载“建康元年正月，凉州部郡六地震，从去年九月以来至四月，凡百八十地震，山谷饬裂，坏败城寺，伤害人物”。180年秋，甘肃高台西发生了7.5级的地震，损害极大，根据《后汉书·灵帝纪》记载“灵帝光和三年秋-四年春酒泉表氏地百八十动,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顿,县易处,更筑城郭”。

　　两汉时期的地震发生有着鲜明的特点，首先地震的次数东汉较西汉大为增加，区域以长江以北为主。在68次地震中，其中西汉(含新莽天凤三年)17次，占地震总数的1/4;东汉51次，占总数的3/4，次数明显增多。尤其是和帝、安帝、顺帝和桓帝时期，地震更为频繁。从地震发生的区域范围来看，绝大多数是在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北方地区。长安、洛阳作为两汉的都城，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口比较集中，地震造成的危害较大，对地震的记载自然就十分详细。在68次地震中，其中京师地区就达42次，占总数的61%以上，有些年份中记载只有地震两字，并未指出具体地点，但一般来说，凡此“往往为国都之事”。而江南及其他地区记载极少，但并不说明这些地区在这一时期就未发生过地震，只不过是没有被人记载下来而起。

叠溪海子－－1933年地震遗址

　　再者，伴随地震这一主灾害,还连锁发生着一系列次生灾害。根据自然灾害发生的规律,往往具有群发性的特征。两汉时期地震后主要的次生灾害有以下几种:(1)地震引起山崩。这是伴随地震产生的最主要的次生灾害。如高后二年,“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文帝元年,“齐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宣帝本始四年,“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2)地震引起地表水激荡。因“地震震动破坏了地震现场的地下水水平面，使一些地方地下水上升涌出地面，多则泛滥成灾”。如文帝元年,“大水溃出”。安帝元初六年,“京都、郡国四十二地震”,“涌水”。汉顺帝建康元年,“京师及太原、雁北地震，三郡水涌地裂”。汉桓帝建和四年,“夏四月，京师地震。郡国六地裂，水涌井溢。”汉灵帝光和三年秋至四年年春，酒泉表氏地百八十动,“涌水出”。(3)地震引起河道壅塞。如汉成帝河平三年，“犍为地震。雍江水,水逆流。”(4)地震引起海啸。汉灵帝建宁四年,“地震,海水溢”。熹平二年,“北海地震。东莱、北海海水溢。”(5)地震引起疫病爆发。景帝后元二年,“地震。民大疫死,棺贵,至秋止。”地震之后的疫病流行,使民众大量死亡,以至棺材也为之涨价。这些伴随地震产生的次生灾害,其危害程度有时甚至超过地震本身,尤其是几种灾害相互作用,其破坏性更大。汉元帝时的京房曾说:“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螽,民人饥疫。”

　　最后，地震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生存条件都造成巨大的损失。首先是造成人员的大量伤亡。其中伤亡人数比较多的地震有：高后二年地震,“杀七百六十人”。宣帝本始四年,郡国四十九地震,“杀六千余人”。成帝绥和二年地震,“杀四百一十五人”。其次，对人民的生存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因地震及伴随而来的山崩地裂、水灾泛滥等灾害对自然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严重地威胁到人们的生存。如汉元帝建昭四年,“蓝田地震,山崩,拥灞水。安阳(陵)岸崩。壅泾水，泾水逆流”。汉灵帝光和三年秋至四年春，酒泉表氏一带多次发生地震，导致地表水涌出，泛滥成灾，使城中的官衙和民房全部倒塌，以致不得不“县易处，更筑城郭”。再次是对人民的家庭私有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两汉时期,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居民的房屋多为土木结构，抗震能力极差，一旦稍有震动，就房倒屋塌，人民流离失所。如汉惠帝二年,“地震陇西，压四百余家。”汉成帝绥和二年,“地震，自京师至北边郡国三十余坏城廓”。汉安帝元初六年,“京都、郡国四十二地震……坏败城郭、民室屋”。汉顺帝永和三年,“京师及金城、陇西地震……室屋多坏”。损失都十分惨重。

康熙罪己诏——英明皇帝震灾后的补救措施

　　康熙十八年的北京大地震，首先是地域的特殊性，北京作为当时的政治问黄中心，人口众多，各种建筑物也是数不胜数，在这样的地区里面发生地震造成的伤害必然是非常的惨重，再者这次地震是该地区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最后处于康乾盛世的时代，面对着这样的一次大地震，作为统治者和百姓是怎么进行震后救灾的，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康熙十八年北京大地震的震级为 8级，震中烈度为十一，震中在今北京、平谷、河北三河一带，“东至辽宁之沈阳，西至河南之安阳，凡数千里，而三河、平谷最惨”。地震所及范围至河北、山西、陕西、辽宁、山东、河南等省，共计 200 多个县市， 最远记录达 700 百多公里。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庚申巳时，从京城的东方的地下发出响声，顷刻之间，只见尘沙飞扬，黑雾弥漫，不见天日。而地面上的人们也被震得东倒西歪，如同坐在船上一半，随后，私下里巨声响起，地面上的所有的东西都在震动，动物到处的乱窜，人们更是无头脑的乱跑，但是已经迈不开步了，这场爆发力极强的地震给京师及周围的州县带来深重劫难。蓟州地区，根据史料记载“地内声响如奔车，如急雷，天昏地暗，房屋倒塌无数，压死人畜甚多，地裂深沟，缝涌黑水甚臭，日夜之间频震，人不敢家居”。宛平县城也没有逃过此劫，“一响摧塌五城门，城中裂碎万间屋。万七千人屋下死，骨肉泥糊知是谁？……西门向北有劈面酸风乱滚之黄沙，东门至南有扑鼻膻水泛滥之黑沟”。良乡县倒塌瓦房10余间，土房40余间；损伤土房、瓦房近百间；街道震裂，水涌高三四尺。二十九日、三十日复大震，良乡、通县等城俱陷，裂地成渠，黄黑水溢出，黑气蔽天。作为震中之一的三河县的惨状更是无法描述，当时的县令对此作了详细的记录，“四远有声，俨如数十万军马飒沓而至”，“有骑驴道中者，随裂而堕，了无形影”，“扶伤出抚循，茫然不得街巷故道，但见土砾成丘， 尸骸枕籍，……号哭呻吟，耳不忍闻，目不忍睹。” 突如其来的地震灾难使得北京地区顿时陷入生存危机的严 重深渊。地震强烈的破坏力使地表建筑遭到极大损毁，“城垣坍 毁无数，自宫殿以及官廨、民居，十倒七八”。据统计，仅仅京城即倒房一万二千七百九十二间，坏房一万八千二十二间，死人民四百八十五名。

　　京城也是震中之一，很多的建筑物遭到了严重的损坏，据统 计，仅仅京城即倒房一万二千七百九十二间，坏房一万八千二十二间，死人民四百八十五名。)京城的各宫殿、城 楼、寺院、庙宇、会馆等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宫殿类如养 心殿、永寿宫、乾清宫、慈宁宫、武英殿、保和殿等；寺院、庙宇、塔阁类如长椿寺、文昌阁、善果庙、广济寺、白塔等；会馆类如京师芜湖会馆、都门南陵会馆、都门云龙会馆、襄 陵会馆、中州会馆、华州会馆等。除了为数众多的老百姓在这次地震中死去外，还有很多的官员也死在了这次地震中，包括内阁学士王敷政、大学士勒得宏、掌春坊右庶子翰林侍读庄炯生、原任总理河道工部尚书王光裕。

    康熙十八年地震记载

　　面对着如此严重的灾情，当时的统治者采取了正确的救灾措施，这显示了康熙皇帝的英明之处。首先，他发了“罪己诏”，言道：“朕御极以来，孜孜以求，期于上合天心，下安黎庶……地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儆。” 他还遣官告祭天坛，并数次率诸王、 文武官员诣天坛亲行祈祷。这些形式在客观上也促使了整个统治阶级关心民情。接着，康熙又令户部和工部拨款震灾，由于 地震房屋倾倒而无力修葺者，旗人每间给银四两，民间房屋则每间给银二两。地震中有死亡人口的家庭，不能棺殓者，每人给银二两。还有，对于受灾地区的百姓，减免赋税，以利赈灾，并且发放粮食，解决灾后饥荒问题。最后，除了官方的赈灾之外，民间也是互相帮助，成为重要的补充手段了。

早期的探索——天文学家张衡与他的地动

　　说起中国的地震史，就不能不谈要一个人物，那就是我国东汉著名的天文家张衡还有他发明的地动仪。

张衡

　　张衡于公元78年生于河南南阳入仕后，在洛阳朝廷担任太史令达 14 年之久。他资质聪慧，刻苦勤奋，爱好自 然科学，在天文、地震、数学等方面有突出成就。因为他担任的是掌管天文的官职，所以对各地发生上报朝廷的地震一一过手记录。日久天长，他觉得如果有一个能够自动测报地震的仪器，那就会更方便地让朝廷知道地震的发生。于是他经年累月动心思研究，终于在132年制造出了一架地动仪。关于这架仪器，《后汉书》中记载：“地动仪以精铜制成，圆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酒尊就是酒坛。）里面有精巧的结构，主要是中间的“都柱”（类似惯性运动的摆）和它周围的“八道”（装置在摆的周围和仪体相接联的八个方向的八组杠杆机械），外面相应设置八条龙，盘踞在八个方位上。每个龙头的嘴中含有一个小铜球，每个龙头下面都有一只蟾蜍张口向上。如果什么地方发生了比较强的地震，传来地震的震波，“都柱”偏侧触动龙头的杠杆，使处在那个方位的龙嘴张开，铜球当啷一声掉在下面的蟾蜍口里。这样，观测人员根据铜球“振声激扬”而知道在什么时间什么方位。

　　地动仪发明后，朝臣们大都不相信 它会测出地震，数年不被人接受。但是到了138年3月1日，地动仪西方的那个龙嘴张开了，铜球 跌落到蛤蟆嘴里，张衡由此测知洛阳以 西的某地发生了地震，并报奏朝廷和皇 上。但当时因洛阳没有任何感觉，朝廷内外的人都认为张衡是谎报震情，不予相信。不料几天以后，信使便报告：陇西发生地震。这时人们才打消了对地动仪的疑虑，相信了它的效能。洛阳距这次地震的震中约700公里远，地动仪竟能感应得到，说明张衡发明的地动仪的灵敏度是相当高的。这次实测的成功，是人类史 上用仪器测出的第一次地震，标志着人类使用科学仪器观测地震的历史翻开 了首页，也证明张衡地动仪是科学史上 一件伟大的发明创造。

　　地动仪

　　到了近代，我国和外国的一些科学工作者对张衡地动仪进行研究复原，由我国复原的地动仪现在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成为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生动材料。张衡地动仪经过中外学者的研究，一致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利用惯性原理设计制成的，它的基本构造符合物理学的原理，能探测地震波的首先主冲方向。和外国相比，张衡地动仪要比西方类似仪器的出现，早约一千七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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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像

岳飞是老百姓心目中地位至为崇高的古代武将，民间将其尊为神。 

　　长期以来，这首千古绝唱《满江红》被人们认为是南宋著名的抗金将领岳飞所作。岳飞在历史上是位文武双全，尽忠报国的好将领，他率领的岳家军声威远传，大败金国骁勇战将兀术。他在写作《满江红》词时，正是中原地区遭受女真奴隶主贵族的铁骑践踏和蹂躏的岁月。这首千古绝唱《满江红》慷慨激昂，豪气冲天，述说了一代名将岳飞誓将金兵赶出中原，洗雪靖康耻辱的豪情壮志，体现了岳飞收复失地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气节。从古至今，每当国难当头，这首词不知激起了多少志士仁人前仆后继的奋勇斗争。

　　故《满江红》一词，一直作为爱国主义的绝唱和岳飞本人的高风亮节一起在中国神州大地传颂，很少有人怀疑《满江红》是伪作或托名之作。但是近几十年来，人们开始对此不断设疑，并展开争论。由于岳飞是中华民族共同景仰的英雄人物，又由于《满江红》一词在思想、艺术上的成就，使人们极其关注这场争论。不仅包括大陆学者，一些港、台及海外华人学者也都加入了这场争论之中。

　　首先对《满江红》的作者提出质疑的是近代著名的学者余嘉锡。他在《四库提要辩证》中的《岳武穆遗文》条下，提出了两条质疑的根据：第一，这首词最早见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徐阶编的《岳武穆遗文》，这篇文章的根据是弘治年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这首词不见于宋人、元人的书中，却突然出现在明中叶，来历不明，深为可疑。第二，岳飞的孙子岳珂所编《金陀粹编》中的《岳王家集》也没有收录这首词。岳珂平生富于收藏，精于鉴赏，他与父亲岳霖搜访岳飞遗稿不遗余力。但是，从嘉定三年他为《岳王家集》作序到端平元年重刊此书，共经历了三十一年，仍未收入这首词。因此，这首词可能不是岳飞所作。

岳飞手迹

　　岳飞虽出身军伍，但兼资文武，能诗善词，工行草书，字体雄浑峻拔，老墨飞动。传世书迹，有《满江红》、《前后出师表》、《还我河山》等，此篇《出师表》书法苍劲豪放，纵横挥洒，银钩铁书，龙腾虎跃，历来为世人所重。 

　　继余嘉锡之后，夏承焘也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的文章，进一步从词的内容上找出了一个证据，即“贺兰山阙”的地名所指问题。他主要从三方面论证：其一，岳飞伐金要直捣的“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而贺兰山一带却是明代时北方鞑靼人常常侵犯之地，距离岳飞伐金之地数千里之外，至南宋时已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假设此词果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其二，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的“玉门”、“天山”之类地名，它是实指。贺兰山在汉、晋时期还不见于史书，到北宋时才有记载。唐、宋时人们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明代中叶以贺兰山题写诗的人很多，但也都是实指而非泛称。其三，明代中叶开始北方鞑靼族入居河套，骚扰中原。鞑靼西攻甘、凉地区，多取道贺兰山后。弘治十一年（1498）明将王越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第一个大胜仗。因此“踏破贺兰山阙”，“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所以，《满江红》不可能写于宋代，而是作于明代。

　　孙述宇在台湾省《中国时报》发表了《岳飞的〈满江红〉？—一个文学的质疑》一文，对词的作者提出了疑问。他首先指出《满江红》词中用了岳飞自己的事迹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等，作者自己用自己事迹的典故，真是“匪夷所思”。相反，根据这些尽人皆知的材料，拟作者是很容易写出这样一首词的。其次，他认为《满江红》词的格调，与已证实的岳飞另一词《小重山》风格迥异，前者洋洋洒洒，慷慨激昂是豪放派风格；后者格调低沉，是婉约派风格。前后风格大不一样，所以根据以上观点，孙述宇断定《满江红》并非岳飞作品，而是后人假借岳飞的名字流传于世的作品。

　　当然，更多的人认为《满江红》是岳飞的作品。台湾学者李安就写了《潇潇雨末歇——岳飞的〈满江红〉读后疑问》，认为《满江红》是岳飞的杰作。她根据史实提出了三条根据：第一，从“三十功名尘与土”一句，可知这首词是岳飞在三十岁或三十岁前后有感而作。岳飞三十岁时（1133年）受到朝廷的恩宠，开始掌握指挥大权，因为责任重大，身受殊荣，感受深切，所以才作成这一篇壮怀述志的《满江红》词。第二，岳飞自二十岁离开家乡转战南北，至三十岁由九江奉诏入朝，行程加起来足有八千里，所以词中又“八千里路云和月”一句。第三，岳飞三十岁置司江州时，正逢秋季，当地多雨，所以词中又有“潇潇雨歇”一句。综上三条得出结论：《满江红》词是岳飞表达他本人真实感受在1133年（宋绍兴三年）秋季九月下旬作于九江。

岳飞参花图轴 清 吕焕成

　　李安还就《金陀粹编》录了《小重出》而未收《满江红》以及两词格调大不相同的问题，作了辨说。她认为《小重山》作于岳飞三十七岁生活平静无战役之时，《满江红》则作于六年前争战不休之时，时代背景与感受全不相同，故两词风格迥异。至于《金佗粹编》未收《满江红》，原因在于岳飞被赐死时，家存文件全被查封没收，后来虽蒙准发还，也并不齐全。岳飞冤死后，秦检仍秉政十余年，其余党居要津者至孝宗年间方被革除，故岳飞作品不能在当时传诵。元朝又以其民族压抑的缘故，所以到明朝岳飞的声誉才隆盛起来。其他学者也都认为由于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冤杀后，他的家产、文稿均被朝廷查封，因此岳飞的孙子岳珂所收录的《岳王家集》中很可能并未将岳飞的全部作品收入，另外由于南宋时一直是主和派在朝中主政，主战派代表岳飞冤死，一直没有得到朝廷的平反，就连同情岳飞的人也是非杀即贬，而到了元朝由于统治者大肆压制汉人，蔑称为“南人”，岳飞这首慷慨激昂的词作《满江红》的命运，自然更是受到压制，于是直到明朝，才出现人们广泛吟诵的局面。

岳母刺字

　　继李安一文后，邓广铭也著文指出，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他认为：第一，岳霖、岳珂两代岳家后人没有搜集到此词，只能说明他们在这方面有遗漏。根据现有的史料看，岳霖父子也确有遗漏的实证。例如《宾退录》记载的岳飞的“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一诗，就不见于岳珂编的《家集》中，故不能根据他们父子当时没有收集到就断定真假的。第二，从《满江红》反映的思想内容来看，这首词与岳飞其它诗文的内容是一致的。如“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正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写照，而“不问登坛万户侯”，就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注脚。又如《家集》中的一些题记，都是岳飞行军作战时随时随地记下来的，应是他当时真实内心的记录。岳飞既然有《满江红》中体现的思想，又有作诗填词的本事，所以不排除他填词抒怀的可能性。第三，关于《满江红》词中“踏破贺兰山阙”的地理位置所指问题，他认为“贺兰山阙”是泛指而不是实指，与词中的“胡虏肉”、“匈奴血”一样，是指女真，而不是实指匈奴。假设“踏破贺兰山阙”是实写，那么“靖康耻，犹未雪”又怎样解释呢？因此不能根据这一点就认为《满江红》写于明朝。古诗词的意境本来就以含蓄为妙，为此要运用比喻引典之类的多种写作手法。辛弃疾就曾在诗作中将“长安”比作“汴京”，陆游也曾将“天山”比作“中原”，同样，岳飞在《满江红》中用“贺兰山”借指敌境。第四，就岳飞本人来说，虽然说他大部分词作的风格低徊宛转，只有这首《满江红》粗犷豪放，但是并不是说岳飞本人只可以写一种婉约风格，不可写豪放风格的诗词。就宋朝历史上的大词人而言，他们虽然各成一家，也并不是个个都是只有一种风格，随着时代境况，个人生活背景的变迁，像苏轼、辛弃疾，他们的词作中都是既有豪放之篇，又有婉约之作。

　　综上所说，《满江红》词到底是不是岳飞作的？论争双方都持之有据，很难统一。这场争论还可能继续深入下去。但无论如何，《满江红》这首词所体现的岳飞崇高精神，激励了后世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自由和国家的富强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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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清宫剧充斥荧屏，而涉及最多的要算和珅和乾隆皇帝等人了。在荧屏之上和珅大都被描绘成一个只会阿谀奉承、贪污贿赂的小人。历史上的和珅是否真的如此？乾隆帝为何宠信和珅，和绅又是如何召来杀身之祸呢？

和绅

据历史记载，和绅，字致斋，原名善保，钮祜禄氏，是满洲正红旗人。和绅的父亲曾经做过福建副都统一类的小官。为了让儿子们将来能够有出头之日，和珅从小受到了极为严格的教育。对儒学经典和满、汉、蒙古等文字都有研究。和珅其实并不是像电视剧里描绘得那样不学无术，据《和珅列传》记载，和珅其实极其聪明果断，记忆力惊人、而且多才多艺，精通满、汉、蒙古、西藏四种文字。据说在和珅还是侍卫的时候，有一次乾隆皇帝背诵《论语》，突然背不下去了。正在乾隆冥思苦想的时候，在身边侍卫的和珅居然脱口说出了下文。从此，乾隆开始对这个侍卫另眼相看。野史小说中之所以喜欢把和珅描写成不学无术的样子，也许是于和珅的出身违背了一般科举出身的正途有关。和珅早年也曾经参加过顺天府的乡试，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没考中。后来，和珅便没有再考，而是到乾隆御前作了一名三等侍卫。凭着自己满腹的才华和善于察言观色的能力，和珅很快得到了乾隆皇帝的恩宠。不久就被提升为乾清门侍卫，此后，和珅的官职一升再升，从为御前侍卫，到蓝旗副都统。再到户部左侍郎、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不到一年的时间，和珅便从一名地位低微的的侍卫升到了位高权重的军机大臣。

和珅的官运之所以能够如此亨通，关键就是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宠信。和珅在朝为官二十几年，可算是为人臣子的经典。和珅很会揣摩乾隆皇帝的心意。乾隆帝喜欢书画，和珅就下功夫练习书画，并取得了极高的造诣。乾隆帝喜欢别人奉承，和珅就每天在乾隆面前说好话。当然和珅也绝非平庸之辈，他出色的才能也是他能够得到乾隆皇帝的恩宠的最根本的基础。

   
    位于北京什剎海的恭王府，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最早是乾隆皇帝宠臣、大学士、清朝大贪官和珅的私宅。嘉庆四年正月初三太上皇归天，次日嘉庆褫夺了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两职，抄了其家，和珅被“赐令自尽”，其宅邸被没收。

据说有一次，乾隆皇帝派人到云南查办李侍尧贪污案。先后派去几个人都没有办好，后来和珅自告奋勇去查办此案。和珅经过精心的策划，到达云南之后没有现身，而是先在暗中调查，获得了大量的证据，最后终于迫使死不认罪的李侍尧交待了自己的罪行。顺利完成任务，和珅回京后，还通过自己在云南的所见所闻给乾隆上了一些治理云南的建议。此外，和珅还通过和乾隆皇帝结为亲家等手段，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势和地位。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六岁的时候就被乾隆指定为额附。儿子与公主结亲之后，和珅更加不可一世，简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成为乾隆面前最得宠的大臣，以至于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时候，称其为“中国的二皇帝”。

和珅仗着乾隆皇帝的宠信，大肆的搜刮民脂，收受贿赂。他不仅通过自己控制的崇文门税关大肆的勒索官商的钱财。还通过各种其他的搜刮金银财宝，古董字画。很快积累起了巨额的财富。据说后来和珅被抄家时，从加了抄出了黄金三万多两，银元宝二百多万两，良田壹千二百多顷，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珍珠、宝石、房产，以及散播在穿过各处的当铺银号，总价值达到了八亿多两。是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十几倍。

和珅在大肆搜刮的同事，还利用各种手段打击朝中的正直大臣。以至于结下了很多冤家对头。和珅权势高的时候，就连身为皇子的嘉庆都要请和珅替他办事。嘉庆元年，乾隆皇帝为了不让自己的在位时间超过圣祖康熙。就把皇位传给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也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自己当起太上皇。嘉庆继位之初，根本没有什么实权，朝中的重大事务仍然处于乾隆的控制之下，所以，嘉庆也没有自己深切厌恶的和珅表现出什么。有时候有些大臣上书弹劾和珅，嘉庆还故意说：“我还准备让和珅帮我治理国家呢!”嘉庆向太上皇奏报的一些军国大事，也经常让和珅去转奏，以此表示信任。

和珅府的藏宝楼

但是，到了嘉庆四年(1799年)形势发生了变化，这年正月初三，乾隆皇帝在养心殿去世。嘉庆帝琰得以真正亲政。嘉庆在亲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采取断然措施除掉了权势遮天的和珅。为了不引起大的政局波动，嘉庆皇帝采取了突然出击的策略，他先是让和珅的死党军机大臣福长安到为乾隆守灵，割断了和珅同党羽之间的联系通道。接着利用正月初五，给事中王念孙上疏弹劾和珅的机会，突然出击，将和珅革职，逮捕入狱。然后，立刻派人对和珅进行查办，列出和珅的二十大罪状。原想将将和珅凌迟处死，后来因为公主求情，改为赐其在狱中自裁。和珅死后，他的儿子丰绅殷德在河北蓟州草草埋葬了和珅。

就这样显赫一生的和珅怎么也没想到这么快就毁在刚刚即位的嘉庆手中。

嘉庆帝为什么非得除掉和珅呢？关于这个问题，历来存在争议。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和珅权高镇主。且不说嘉庆皇帝在继位之前，在和珅面前要怎么的低声下气。嘉庆在登基做了皇帝之后，因为摄于太上皇的威严，还不得不要处处受和珅的气。据说，嘉庆继位那年，他的老师朱桂升任为大学士。嘉庆亲自具表祝贺老师的升迁。就这么一件事，和珅居然还向乾隆告状，说嘉庆笼络人心。惹得嘉庆在乾隆面前受了一顿训斥。和珅“权高震主”，自己与不知道收敛，从而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他不仅大肆的积累家财，还模仿皇帝的建制修建房屋、陵墓，培养自己的党羽。从而使嘉庆觉得和珅的势力如果发展下去，说不定会威胁到自己的皇位。嘉庆四年，嘉庆曾在张诚基的奏折上批示说：“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不知有朕。”由此可见，嘉庆杀和珅主要是因他权力太大，已经严重威胁到皇权。

还有人认为嘉庆杀掉和珅是为了缓解日益严峻的财政形势。也就是世人传言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嘉庆初年，清朝已开始陷入严重的问题之中，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吏治腐败，官民矛盾尖锐。各地人民起义不断，几乎到了“官逼民反”揭竿而起的程度。嘉庆为了缓和日益严峻的各种矛盾。只有拿贪污最为严重地和珅下手。因为民间都认为是和珅贪暴，才激起这么多民变。嘉庆帝自己也说：“层层朘削，皆为和珅一人。”所以，嘉庆觉得不杀和珅，难以谢天下。 从查抄的和珅的家产的可以看出，和绅的家财是清王朝十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其中有藏金32000多两，地窖藏银200余万两，取租地1266顷，其他还有取租房屋1001间半、各处当铺银号以及各种珠宝、衣物等，其总家产折合白银，达到了8亿多两。当时清政府财政年总收入才7000万两。巨大的财富使和珅过着帝王般奢华的生活。和珅在各地都建有豪宅，在北京海淀还建有淑春园。他的生活锦衣玉食，简直比皇帝还风光，他在河北蓟州修建的巨大坟墓，比皇帝的陵墓还豪华。种种这些都是从小就受够了和珅的气的嘉庆皇帝所难以容忍的。所以他一旦掌握了实权，就迫不及待的除掉了和珅。

和绅的手迹

和珅的死可以说是盛极而衰，在乾隆时期，和珅的权势遮天。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他一旦得到了权势，就不知道收敛，而是过分招摇，结果招致储君的厌恶。最终惹来杀身之祸。“夜色明如水，嗟尔困不伸。百年原是梦，卅载枉劳神。室暗难挨算，墙高不见春。星辰环冷月，累绁泣孤臣。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余生料无几，辜负九重仁。” 这是和珅在临终前写下的一首绝笔诗， “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难道和珅真的会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招致杀身之祸吗？没有，和珅到临死都认为是自己的才华惹来了杀身之祸。和珅也许确实有才，但是他的才华都用到了玩弄权术、收敛钱财之上。如此说来，因才而惹来杀身之祸似乎也说得通了。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被称为 “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死于他第五次东巡途中。或许秦始皇注定是一名历史上的争议颇多的人物，他的死如他的身世以及此雄才大略，同样引起了后人的争议。目前史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说死于疾病，一说死于非命。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关于秦始皇之死，《史记》记述很多，分别见于《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蒙恬列传》等处，死因已明，无可置疑。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东巡时遭人行刺，身后的一辆副车被刺客用重锤砸得粉碎。随后，又发现了刻有“始皇帝死而地分”的陨石和出言“今年祖龙死”的“仙人”。秦始皇很迷信，这些现象使他感到恐惧不安。为了消灾避难，寻找长生不老药，秦始皇听从了一名相卜者的建议，准备第五次巡游。然而由于一路劳顿，秦始皇到平原津(今山东平原附近)就病倒了。赵高奉命写遗书，给受命监军河套的秦始皇长子扶苏：“与丧命咸阳而葬。”信还未发出，秦始皇就死在沙丘行宫(今河北广宗附近)。

秦始皇陵

　　秦始皇陵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骊山北麓，它南依骊山的层恋叠嶂之中，山林葱郁；北临逶迤曲转、似银蛇横卧的渭水之滨。陵墓规模宏大，气势雄伟。陵园总面积为56．25平方公里。陵上封土原高约115米，现仍高达76米，陵园内有内外两重城垣，内城周长3840米，外城周长6210米。内外城廓有高约8—10米的城墙，今尚残留遗址。墓葬区在南，寝殿和便殿建筑群在北。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自幼有疾，所以体质较弱。他为人又刚愎自用，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裁决；每日批阅文书一百二十斤，工作极度劳累；加以巡游中七月高温，以上诸因素并发，促使他在途中病发身亡。至于他死于何病，有人认为他死于癫痫。癫痫发作一般分四个时期：起初头晕、胃部不适，继尔突然意识丧失，隔肌痉挛，面色青紫、瞳孔散大、呼吸暂停，然后全身肌肉抽动、口吐白沫，最后数十分钟才能清醒。郭沫若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推测秦始皇幼时患有软骨症，时常患着支气管炎，所以他长大后胸部和鸷鸟一样，声音似豺狼，后来由于政务繁重，引发脑膜炎和癫痫等病症。后来秦始皇渡黄河，癫痈病发作，后脑壳撞在青铜冰鉴上，加重了脑膜炎的病情，人处于昏迷状态；当车赶到沙丘后第二天，赵高、李斯发觉秦始皇已死去多时。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从几篇有关秦始皇死亡情况的史书推敲，发现了可疑之处。赵高是一名宦官。他的父母都是秦国的罪人，他的父亲受秦宫刑，母亲是一名官奴婢。赵母在秦宫中生下赵高兄弟几人，都是生而为奴。后来秦始皇听说赵高身强力壮，懂点“狱法”，提拔他为中车府令。赵高在秦始皇病重和死后的种种表现，使人不得不怀疑秦始皇的死与赵高有关。这次出游随从人员主要有赵高、李斯、胡亥等人，上卿蒙毅也在随行之列。蒙毅是蒙恬的亲弟弟，扶苏的亲信，可是当秦始皇在途中病重时，蒙毅被遣返回边关。从突然的人事变动来看，这似乎是赵高等人的计谋。因为蒙恬领兵30万随公子扶苏驻防上郡，从秦始皇的身边遣走蒙毅，也就是去掉了扶苏的耳目；加之赵高曾被蒙毅治罪而判死刑，后后因秦始皇赦免，赵高才恢复官爵，赵高从此对蒙毅恨之入骨，发誓要灭掉蒙氏一族。赵高在秦始皇遣病重时遣走蒙毅，也为自己后来计谋的实施清掉了一块绊脚石。

　　秦陵高空卫星图

　　秦始皇死后，赵高采取了说服胡亥威胁李斯的手法，三人经过一番密谋，假造秦始皇发布诏书，由胡亥继承皇位。同时，还以秦始皇的名义指责扶苏为子不孝、蒙恬为臣不忠，让他们自杀，不得违抗。在得到扶苏自杀的确切消息后，胡亥、赵高、李斯这才命令车队日夜兼程，迅速返回咸阳。为了继续欺骗臣民，车队不敢捷径回咸阳，而是摆出继续出巡的架势，绕道回咸阳。由于暑天高温，秦始皇的尸体已经腐烂发臭。为遮人耳目，胡亥一行命人买了许多鱼装在车上，迷惑大家。到了咸阳后，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赵高任郎中令，李斯依旧做丞相，但是朝廷的大权实际上落到了赵高手中。赵高阴谋得逞以后，开始对身边的人下毒手。他布下陷阱，把李斯逐步逼上死路，李斯发觉赵高阴谋后，就上书告发赵高。秦二世胡亥不仅偏袒赵高，并且将李斯治罪，最后将李斯腰斩于咸阳。赵高升任丞相，由于他是宦者，可以出入宫禁，特称“中丞相”。

　　赵高的最终目的是要做皇帝，而他不能支配活的秦始皇，秦始皇第五次出巡途中病重，对他来说是天赐良机，只有在秦始皇死后，他才能假传遗诏，一步一步实施他的计谋。秦始皇是病死还是被害，目前尚无定论，如果是被害，赵高又是如何使秦始皇致死的？

　　郭沫若曾写过一篇历史小说《秦始皇之死》，曾这样描述秦始皇死时的症状：右耳流关黑血，右耳孔内有一根寸长的铁钉。郭沫若认为这是胡亥害怕夜长梦多，担心赵高、李斯发生动摇而下的毒手，这事李斯和赵高事先也不知道。实际上赵高进行谋害的可能性比胡亥大，因为诏书、玉玺都在赵高手中，继承王位的决定权也掌握在他与李斯手中。而胡亥即使弑父，如果得不到赵高、李斯的配合，不仅得不到王位，反而有杀身之祸。而赵高常随侍在皇帝左右，趁机行事不露痕迹，所以比胡亥方便得多。

秦始皇陵模拟地宫

　　然而赵高为什么要谋害秦始皇？主要原因就是赵高唯恐扶苏继承王位。赵高曾对李斯讲：“长子（即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即全必用蒙恬为丞相。”如前所述，由于赵高跟蒙恬的关系，赵高对蒙恬、蒙毅恨之入骨，所以他不希望蒙氏尊宠，所以必须阻止扶苏即帝位。但是秦始皇宠爱长子扶苏，只有伺机杀掉秦始皇，才可拥诏立十八子胡亥。秦始皇平时居于深宫，戒备森严，赵高根本无法下手，现在他在旅途中病倒，这真是天赐良机，正如赵高劝胡亥时所说：“狐疑犹豫，后必有悔，断而敢行，鬼神避之，后有成功。”所以他果敢地对重病中的秦始皇下毒手，提前结束其生命，这完全有可能。

　　那么，赵高是否敢冒着弑君的罪名，去做这风险极大的勾当呢？事实上，赵高的言行已作出了最好的解释。他对胡亥说“臣闻汤武杀其主，在下称义焉，不为不忠。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往，孔子著之，不为不孝。”赵高不仅有以上弑君议论，而且后来还有弑君的公开行动，当秦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后不久，大泽乡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燃起农民斗争之火，这时，赵高认为天下已乱，准备篡位称帝。可朝中大臣有多少人能听他摆布，有多少人反对他，他心中没底。于是导演出一出“指鹿为马”的闹剧，准备试一试自己的威信，同时也可以摸清敢于反对他的人。

     有一天上朝时，赵高让人牵来一只鹿进入咸阳皇宫，把它献给秦二世，对秦二世说：“陛下，我献给您一匹好马。”秦二世一看，心想：这哪里是马，这分明是一只鹿嘛！便笑着对赵高说：“丞相搞错了，怎么把鹿说成是马呢？”赵高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请陛下看清楚，这的确是一匹千里马。”秦二世又看了看那只鹿，将信将疑地说：“马的头上怎么会长角？”赵高一转身，用手指着众大臣，大声说：“陛下如果不信我的话，可以问问众位大臣。”大臣们都被赵高的一派胡言搞得不知所措，当看到赵高脸上露出阴险的笑容，大臣们忽然明白了他的用意。他们当中，有的怕得罪赵高，不敢说实话，只好默默不语；有的讨好赵高，跟着说假话，硬说是马；有的尊重事实，直言为鹿。事后，赵高认为直言为鹿的都是反对他的人，便将他们一一暗害。而对那些在事实面前表示沉默的人，特别是对那些存心说假话而巧于阿谀奉承的小丑，则成了赵高网罗的对象。赵高摸清了底细，不久使派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率士兵千余人，乔装谎称为盗，闯入望夷宫，逼胡亥自杀，胡亥苦苦求免，阎乐骄横地说：“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沫足下。”胡亥无奈，只好自杀身亡。事后，赵高把玉玺佩在自己的身上，欲自立为帝，可是群臣一致反对，他无可奈何，只好立胡亥的侄子子婴为王。从这般逼宫的行径就可以看出，赵高这种心狠手辣的人，他弑君并不为怪。

　　这种观点认为秦始皇之死，实质上是一场宫廷政变，而这场政变的导演是赵高，而扶苏、蒙恬、蒙毅、李斯、胡亥等就是被他支配的牺牲品。至于赵高怎样使秦始皇致死，这正是历史上的缺页。

　　是病故还是被害？这两种观点至今尚无定论。不过，人们对解开此谜充满信心。据考察，秦始皇陵没受破坏，秦始皇可能遗体尚在，而且墓中大量的水银形成的水银蒸气对遗体有冷凝防腐作用。待秦始皇陵发掘之时，秦始皇死亡之谜自然而然就可以解开了。

附：秦始皇陵兵马俑出土现场图及出土文物，图片来自本书网络

宋仁宗赵祯，真宗之子。乾兴元年（1022）即位，由刘太后垂帘听政，明道二年（1033）太后死，才开始亲政。宋仁宗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关于仁宗的身世，有一种至今流传的说法，就是“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京剧狸猫换太子剧照

在经典京剧《狸猫换太子》中，宋朝龙图阁大学士、钦差大人包拯巡行到地方，路上在经过一处破窑时，被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妇拦住了。这位老妇向人称包青天的包拯哭诉了自己鲜为人知的悲惨而又离奇的身世，包拯经过仔细推敲，才得知她就是当今圣上宋仁宗的生母李娘娘。包拯立刻回京查访当年还在世的老宫女，得知这李娘娘虽只是宋仁宗的父亲宋真宗后宫的宫女，可是由于受仁宗皇帝宠幸，被封为才人，进而升为婉仪，并且还怀上了“龙种”。那时候，“母以子贵”，李娘娘幻想着生下儿子，在后宫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可是当时的刘德妃也就是后来的刘皇后心肠很坏，又阴险毒辣，因为她自己没有生育，又很嫉妒李娘娘，于是就买通接生婆，用一只剥了皮的狸猫，换去刚刚出生的宋仁宗。等到宋真宗高兴地下朝回来要看自己的骨肉时，却只看到了一个血淋淋的怪物。宋真宗非常生气，他并不问为什么会这样，也不想事情的前因后果，一怒之下就把李娘娘打入冷宫。后来刘德妃又升为皇后，就对李娘娘起了灭口之心。李娘娘看出刘皇后的心思，就在一位好心的宫女帮助之下，急忙逃出了深宫，从此就躲到了一处破窑里，隐姓埋名孤苦伶仃地生活了20年，期盼着有一天自己能骨肉团聚。包拯一向清节廉明、大公无私，他为了洗雪李娘娘的冤仇，就把她带回京城，想方设法让仁宗认了真母。此时几十年的冤案真相大白，坏人得到应有的惩处，李娘娘也母子团圆，被封为李宸妃，结局十分美满。

可是这毕竟只是演戏，那么，历史上的宋仁宗是否有过“狸猫换太子”的经历呢？ 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最早出于清代石玉昆编撰的《三侠五义》。《宋史》和毕沅编的《续资治通鉴》中，也有这故事的影子，而狸猫换太子纯属子虚乌有。历史上的李宸妃确实是宋仁宗的生母，宋仁宗得知他是李宸妃所生，也是他当皇帝十多年后的事。据野史传说中记载，当年宋真宗最宠爱的妃子是刘德妃。这个刘德妃虽然只是个临街播鼓卖艺之人，但由于本人长得十分出色，所以被刚刚成年的太子赵恒，也就是后来的宋真宗看上，接着纳入了王宫。昔日的太子赵恒登基成为皇帝之后，刘德妃更是从“美人”、“婉仪”，一直封到了“德妃”。只可惜刘德妃虽然深受皇帝宠爱，但是却久久不能生育。刘德妃为竞争皇后之位，提高自己的身价，便想出了“借腹怀胎”的诡计。她打算利用身旁的一个长得有些姿色的姓李的侍女，引诱宋真宗上钩。一次在刘德妃沐浴之时，真宗果真临幸了这个李姓侍女，不久这个侍女就怀孕了，这时刘德妃也装作怀孕的样子，其实侍女怀孕是真，刘德妃只是安排计策，假装而已。等到十月分娩的时候，“两个”龙种先后呱呱落地。刘德妃采取了狸猫换太子的卑劣手段，让真宗将李姓侍女打入冷宫，刘德妃自己却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后宝座。

宋仁宗

宋仁宗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生于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1018年立为皇太子，赐名赵祯，1023年即帝位，1063年病死开封，享年54岁，葬于永昭陵，庙号仁宗，谥号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

以上不管是戏曲还是野史，都说有狸猫换太子一事，可是正史里并没有记载这件事。在《宋史》中专门记载了李宸妃其人其事。李宸妃是刘德妃的侍女，本是杭州女子，生得美丽小巧。在怀上龙子时，刘德妃就已被立为皇后，掌控后宫。在李宸妃生下后来的仁宗之后，刘德妃立刻就把孩子从李宸妃怀里夺走交杨淑妃抚育，说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并请皇帝把李宸妃生下的儿子赵祯立为太子，将真相一下子隐瞒了几十年。真宗去世后，13岁的赵祯即位，也就是宋仁宗。昔日的刘皇后成了刘太后，临朝辅政，又掌权后宫，众人都不敢冒着杀头的危险来挑明这个真相，只能眼睁睁看着仁宗母子不相认。天圣九年，仁宗生母李宸妃病危，刘太后晋升她为宸妃。次年，李宸妃去世。刘太后本想只以妃子之礼下葬李宸妃，可是宰相吕夷简却上书给刘太后说，仁宗现在虽然并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李宸妃，可是在太后百年之后，一定会有人向仁宗禀告实情的，如果仁宗因此怪罪太后家人，那就不是谁可以控制的了，所以应当以一品礼安葬李宸妃，那时即便谁要说什么坏话，仁宗也不会拿刘家怎么样的。刘太后认为宰相吕夷简言之有理，于是就下令以一品礼安葬李宸妃。宰相吕夷简又暗中吩咐内侍押班给李宸妃穿皇后装入敛，并使用水银宝箱，刘太后也一一默许了。李宸妃的丧礼因此举行得极为隆重。刘太后去世后，果然就有人告诉了宋仁宗他的生母其实是李宸妃。仁宗十分悲痛，他号啕大哭，甚至下了哀痛诏自责。他十分愤怒自己身为天子却不能保护自己的母亲，不能孝敬自己的母亲，还让母亲含恨而死，至死母子不能相认。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刘太后的错，是刘太后让自己不能尽孝，不能享天伦之乐。于是，他下令包围了刘太后娘家的府第。这时宰相吕夷简急忙觐见，劝说仁宗，太后虽然不义，可是以皇后礼仪厚葬宸妃，就表明她已有自悔之心；虽然刘、杨不是陛下的生母，可是对陛下仍有抚育之情，这种恩情陛下又怎能忘呢？

这一番话使仁宗冷静下来，仁宗命李宸妃的弟弟李用和检查了李宸妃的下葬，一看生母没有鸩杀、残害或者虐待的迹象，还穿了皇后服下葬，这才下令解除对刘姓亲属的包围。仁宗下旨尊李宸妃为皇后，谥号章懿，亲临殡仪地方祭告。并且为了弥补他对生母的愧疚之情，他还把李太后的弟弟李用和一再擢升，并把福康公主下嫁给李用和的儿子李玮。

所以，从《宋史》中的记载来看，历史上不存在“狸猫换太子”一事，李宸妃也没有流落到民间。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包拯为李宸妃鸣冤的故事呢？包拯是《狸猫换太子》中的重要人物，但是，在历史上，他与这场公案无任何联系。包拯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考中进士，踏上仕途，开始做建昌知县、天长知县、端州知州等地方官，自然无从参与官廷斗争。到他进人中央政府，仁宗已经亲政很久了，元杂剧和明传奇中，都无包拯出现，明朝《包公案》小说专说包拯故事，其中有包拯放浪回朝途中，在桑林镇遇李太后，还朝后，设阴曹、审郭愧，将刘妃用丈二白丝帕绞死的章节，却无打龙袍事。

包拯

那么，包拯与此事也就毫无瓜葛了吧？其实也并非没有任何联系。石玉昆在《三侠五义》中把发生在宋仁宗皇佑二年的假冒皇子案与狸猫换太子的故事焊结起来。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当时有个名叫冷青的人，其母王氏曾在皇宫中担任过杂役，出宫后嫁给医生冷绪。及冷青长大，飘泊到庐山，竟多次声称他是皇子，是其母在皇宫中有孕出宫而生。有个好事的和尚，名叫全火道，把冷青带到京城。冷青于是在大众场合传播，多次被人围观。当时任开封知府的钱明逸听到此事，出动警力将其捕捉归案。但冷青言之灼灼，喝令钱起坐，钱也为之起坐。为了不使事态扩大，钱以狂人为口实，准备把冷青发配汝州。推官韩绛认为事实不明确，冷青还会是个糊涂不明真象的人。于是，宋仁宗把这宗案子交给掌管知谏院的包拯审理。经过包拯调查，王氏确实在宫中打过杂，嫁给冷绪后，也是先生女而后生男。包拯以冒充皇子罪处死冷青。而决案的知府钱明逸也被降为蔡州知府。可见，宋仁宗从未被狸猫换过。小说本来就是移花接木的，我们不能把它当作真正发生过的历史事实。

  节选自《历史密码》，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宋太祖赵匡胤死时“烛影斧声”存在种种疑迹，在臣民眼中，赵光义即位是颇不光彩的。为了寻求一个法律依据，取得天下人民的信任。赵光义即位不久，就出现了“金匮之盟”的说法。

　　“金匮之盟”指的是宋太祖、太宗的母亲杜太后临终时要求儿子太祖赵匡胤传位给赵匡胤之弟赵光义的一份遗嘱。据传当日杜太后病危，急召赵匡胤等人受顾命。太后问赵匡胤：“你知道自己是如何做了天子的？”赵匡胤十分悲伤，伤心地不能回答。杜太后又说：“我已经行将就木，你哭管什么用呢？我时日已不多，你怎么只哭呢？我还要告诉你一件大事。”赵匡胤见状，只好回答母亲：“我能做天子，全是先祖与太后积功积德的结果。”杜太后听后，有些生气，严厉地说：“根本不是这样！你能当天子是因为周室国君年幼，群心不附的原因。倘若周室有长君，你能当上皇帝吗？”继而又说：“你与光义都是我的儿子，将来你应当传位给你的弟弟光义，这才是确保社稷的根本啊！”赵匡胤于是叩头回答：“一定照您的吩咐办。”杜太后又指着宰相赵普说：“你把它记下来，不能违背我的话。”赵普于是当场记下了太后遗嘱，并在末尾署名“臣普记”三字，赵匡胤将遗嘱藏到金匮中，并命令那些细心谨慎的人掌管，这就是赵光义即位所依据的“金匮之盟”。

　　然而，由于年代久远，“金匮之盟”的重重迷雾也未能揭开，后人推测是太宗和赵普杜撰出来以掩人耳目的。那么，到底太祖是否有传位光义之意呢？

　　宋太祖

　　一种观点认为“金匮之盟”是存在的。在“金匮之盟”之说传出后，宋、元、明、清朝很少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并且这件事也经常被用来赞颂宋太祖没有私心。还有人指出，宋太祖赵匡胤在世时，早就有心传位给弟弟赵光义。《玉壶清话》卷七记载：“开宝初，太宗居晋邸，殿前都虞候奏太祖说‘晋王天日资表，恐物情附之，为京尹，多肆意，下戗吏仆，纵法以结豪俊，陛下当图之。’上怒曰：‘朕与晋弟雍睦起国，和好相保，他日欲令管勾天下公事，粗狂小人，敢离我手足耶？’亟令诛之。” 在李焘《资治通鉴长编》也有这样的记载：“光义有疾病，殆不知人，上亟往问，亲为灼艾……间谓近臣曰‘晋王龙行虎步，且生时有异，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现在有一些学者也赞同“金匮之盟”之说。佐证如下：第一，从“金匮之盟”产生的背景分析，杜太后临终遗言有可能性。五代时期战乱不断，又缺乏制度约束，所以造成武将功高震主的情形不可避免。主少国疑，即位后的幼主不能控制局势，导致政权更迭。宋太祖开国之初的“杯酒释兵权”即是防止武将专权。面对另一个主少国疑的弊端也不可能没有考虑，杜太后看到了这一点，又加之一直宠爱赵光义，所以才会有让太祖传位给其二弟赵光义的遗诏，这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现实的可能性。第二，太祖在位时不立太子。宋太祖有四子：胜王德秀、燕懿王德昭、舒王德林、秦康惠王德芳。德秀、德林皆早亡。太祖于960年即皇帝位，至976年驾崩，在位17年之久，但是史料没有记载立太子之事。这一不合常理的行为，可能证明“金匱之盟”确有其事，太祖立晋王之心已定。第三，太祖和太宗关系密切。太祖登机后，没有忘记弟弟赵光义德功劳，步步提升他直至晋王，可见没有压抑赵光义的意思。如果太祖想传位于皇子德昭或德芳，按太祖压抑武将专权的开国政策，不可能忽视到这样可能的后果：即皇弟赵光义的大权在握是对皇子继位的极大威胁，并由此造成了另一个有力的皇位争夺者。

　　这部分学者认为“金匮之盟”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就在于“烛影斧声”使即位问题复杂化。“烛影斧声”的问题始终是困扰宋太宗继位是否正统的问题，“烛影斧声”中的各个细节似乎证明宋太祖死于非命，因而宋太宗继位的合法性也就遭到了质疑。

　　宋太宗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金匮之盟”是赵光义伪造的。清代古文学家恽敬对盟约内容首先提出疑问。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提出疑问。20世纪40年代张荫麟曾作《宋太宗继统考实》，认为“金匮之盟”是赵普伪造的，全盘否定此事。其理由大致如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杜太后病重时，宋太祖只有34岁，正值年轻力壮之时，赵光义才23岁，而太祖长子德昭也已经14岁了。当时太祖身体健康，没有短寿驾崩之象，即使太祖只能再活20年，那时，长子德昭已30多岁，不可能存在幼主之说。杜太后没有依据猜测太祖早死、幼子继位，而宋朝重蹈五代的覆辙。如果确如太后所预料宋太祖中年夭折，也许杜太后凭经验或灵感有超前的洞察力，立下“金匮之盟”。但是，太祖活了50多岁，并没有早逝而面临幼子主政。如果有遗诏，太祖临终前应该命人打开金匮，即使是突然死亡，皇后也应该知道此事，掌管金匮的宫人同样也知道此事，但是为什么要等到太祖死后五年才由赵普揭露出来?即使公布遗诏，赵光义应该把全文都公布出来，而留下来的却仅是一个大概的内容，而且内容还不完全一致。更何况，太祖并未遵守遗诏办事，传位给他的弟弟，而是传位给他自己的儿子。

　　但也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证据。关于立此盟约的条件，持肯定论者认为它符合常理。杜太后亲身经历过五代，这是一个王朝更替频繁的时期，五代君主共十三人，在位超过十年绝无仅有，有七人死于非命，杜太后担心宋太祖英年早逝、幼主执政失国而终是正常的。杜太后在赵匡胤刚当上皇帝曾说“吾闻‘为君难’，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则此位可尊，苟或失驭，求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忧也。”杜太后认为刚刚建国，根基未稳，随时有可能成为短命而亡。尽管当时太祖正值壮年，但政治变化无常，假如宋太祖真的死于非命，十多岁的德昭显然是不足以应付。而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赵光义应是理想的继承人。

　　还有一种观点也质疑”金匮之盟”存在的合理性。不过认为盟约是赵普和赵光义互相利用伪造。他们分析了宋太祖、赵光义和赵普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一，太祖与赵普的关系。太祖创业之初与赵普君臣关系极好，赵普由建国初期枢密副使升至乾德二年的宰相。但后来宋太祖对赵普开始逐渐厌恶，嫌隙该是逐渐形成的。如赵普曾保荐某人，虽然太祖撕碎了他的奏章，但赵普却糊好之后第二天仍旧呈上迫使太祖接受。虽然一般认为这体现了赵普的宰相风度和太祖善于 纳谏，但太祖的不满也难免。另外，赵普常提太祖微贱时的小事，不免也会让已做皇帝的太祖觉得有损尊严。此外赵普收受吴越瓜子金、陷害有隙官员等事件也会令太祖警觉到赵普的权柄太重。所以太祖晚期赵普被罢相，已不再被重用，至太祖驾崩时也没有再召见他。第二，赵光义和赵普的关系。赵光义和赵普原本都是陈桥兵变的重要策划者，在宋王朝建立之初，两人都得宠。但是在建隆二年六月，杜太后去世后，赵光义处境就相当不妙了。七月，赵匡胤解除赵光义禁军职务，只命他担任开封尹，权力大大减小。这时赵普却一再升官，到乾德二年已升至宰相，远远高过赵光义。随着时间推移，赵普渐渐专权朝政，赵光义则力图把以开封为中心的东京府经营成独立的小区域。两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渐渐展开了明争暗斗，冲突时有发生。后来，由于赵普的专权遭到赵匡胤猜忌，才开始失势，赵光义乘机利用“权谋之士”卢多逊攻倒赵普。赵普以他从政多年的经验，以及他对赵氏家族的了解，深知要使他的命运出现转机，主要要为新皇帝赵光义献上一份厚礼，而且这份厚礼物要足以使他动心。于是赵普献上了他的“金匮之盟”的厚礼。

　　这种观点主要是建立在一些常理的推测上，没有相关的史料支撑，尽管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足以使人完全信服。

　　总之，“金匮之盟”疑案属于皇家禁宫疑案，肯定也罢，否定也罢，都是根据当时历史事实、政治背景所作出的判断。比较双方的观点，其资料和解释、推断均偏向于对己方所持观点有利的一边，因此争论越多，疑点也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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